纪赟感慨，这就是软环境决定整体质量的典型例证。随着本报记者调查的深入，一些软环境问题浮出水面：中药在主产地质量失控，基础数据缺失，科研薄弱，相关政策法规、体制机制无法遏制劣质产品。

　　一本雾里看花的家底账

　　国内中医科学院副院长、第四次国内中药资源普查技术专家组组长黄璐琦研究员，近期经常被要求在不同场合、不同会议上介绍第四次国内中药资源普查的情况。

　　据黄璐琦介绍，国内性的中药资源普查有3次。第一次是1960年到1962年，这次普查是从无到有的过程;第二次是1969年到1973年，主要成果是《国内中草药汇编》，是从少到多的过程;第三次是1983年到1987年，现在所说的国内药用植物资源有15146种等数据，都来自第三次资源普查。此后的25年，我国再未进行类似普查。而这25年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最快速、生态环境变化最快的时期，也是整个中药资源状况变化较大的时期。

　　“接受媒体采访时，一被问到基础数据就很尴尬，因为没有最新、优秀、可靠的数据。”国内中药协会中药材市场专委会副秘书长周洵表示，这是一项极为迫切、有意义的大工程，目前已完成相应的调研、普查方案编制工作，而且涉及水利、农林、国土资源、环保等多个部门，涵盖人才队伍建设、资源普查、动态监测与信息服务、种苗繁育和种质资源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

　　国内中药资源普查或许能回答药用植物资源有多少种，野生和人工种植、养殖的分别有多少等问题。但对于中药行业来说，一本清晰的家底账远非一次资源普查就能建立起来。对于植物保护来说，不同的中药材分别受哪些病虫害影响;每年不同中药材的种植规模、质量，分别用于饮片、成药的数量，实际出口量……一系列数据仍是雾里看花。

　　“不管是中药资源保护、规范种植，还是价格稳定、生产方向等，都需要全面、真实的基础数据为依据。”周洵表示。

　　一项科研不足的事业

　　除了基础数据，要保证中药质量，科研的强力支撑也必不可少。国内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君对此感触颇深。

　　“如果管理到位，技术、经验纯熟，是不是道地药材就较好?这些药材如果换到其他地方种植，质量、疗效是否更好?到底什么样的药是好药?是不是有效成分高的就好?是越高越好吗?”陈君认为目前进行的很有限的科研，还不能正确回答这些问题。药材能不能用化肥?如何用?对中药质量、安全有何影响?针对这些问题的科研工作，目前也很少。

　　在陈君看来，中药之所以需要加大科研投入，还在于其品种繁多、植保情况复杂。“人工种植药材有几百种，每种药材都有特定的病虫害，有的药材甚至受十几种病虫害侵袭。”陈君说，“我们必须拿出一批安全的‘武器’，来控制中药材病虫害。”陈君说的“武器”，包括有效、安全的生物、物理防控产品及替代农药的技术等，同时要加强中药材病虫害无公害防治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制定中药材绿色生产规范，更重要的是要向药农及种植大户进行病虫害防治相关知识的培训、普及和宣传。(下转第2版)(上接第1版)

　　而关于中药材质量控制、不同成分作用机理等科研，多年来也进展有限。

　　与繁重的科研任务和迫切需求相对应的，是人才队伍和科研投入的短缺。以中药植保为例，目前国内专门从事中药材栽培、病虫害防治的植保科研人员十分有限。即使在实力最雄厚的国内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相关科研人才也不过20人。国内的中医药高校还没有任何一家开设专门针对中药材植保的专业。

　　一部亟待再修订的《药典》

　　纪赟在分析新加坡药材受国内人追捧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因为该国严格的产品检验标准使质量有了保证。

　　但在我国，在经过了9次编订后，《国内药典》依然难以从业界收获满意的评价。

　　湖南某地一位药监局负责人曾在一次高级别会议上说：“中药材质量标准太高，个别品种按照《药典》标准在市场上根本找不到合格品;质量检验需要的部分标准品、对照品在国内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都买不到，质量标准形同虚设。另外，中成药的质量标准存在结构上的不合理。中药原料标准较高，而成品标准较低，不利于中成药的质量控制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