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霖教授1950年生于上海，1974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留校从医执教至今。现任香港大学医学中心玛丽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头颈外科主任，耳鼻咽喉科学和外科学讲座教授。获英国皇家外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皇家外科学院荣誉院士、美国外科学院院士、德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会荣誉会员等荣誉称号。兼任国际头颈肿瘤联盟秘书长，国际耳鼻咽喉科学会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东亚代表等职。在祖国内地被首都医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及华中科技大学、青岛大学等10余所高等学校聘为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被《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Otolaryngology》、《Ot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 American Academy of Otolaryngology, Head & Neck Surgery》、《Skull Base》和《Auris Nasus Larynx》等近20种专业期刊聘为编委，还担任《Asian Surgical Journal》、《Head Neck》副总编。

韦霖 教授

　　主持人：韦教授，您好!您既是一位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教授，又是一位普通外科学教授，您当年是如何接受培训的?

　　韦霖：我于1974年从医学院毕业，然后做实习医生1年，1975年7月1日来玛丽医院做普通外科医生，在当时的外科学系主任王源美(GB Ong)教授的指导下工作，王教授是世界优秀的外科学家，他首次完成并报道了胃上提咽胃吻合术。我随王教授学习，食管、肺、胃、结肠、肝胆、心血管和神经外科等疾病的手术都做，经过普通外科的训练，我于1979年考取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院士的资格。一直到现在，我仍然是普通外科医师，比如还做活体肝移植手术。1976年林监兴教授从英国回到玛丽医院，我跟随他学习做头颈肿瘤手术，打下了头颈外科的基础。由于意识到游离组织移植在外科领域的前景和重要意义，1981年王源美教授派我到澳大利亚St. Vincent医院接受为期3个月的显微外科和游离组织移植训练，这些培训使我受益至今。虽然我已经能够掌握头颈外科的技能，但却缺乏足够的耳鼻咽喉科知识，于是1983年我被派往英国伦敦大学英国皇家耳鼻咽喉科医院跟随DFN Harrison教授学习，他是耳鼻咽喉科学界做头颈肿瘤手术的先驱。在伦敦学习期间，我注意到他们的头颈外科并非特别突出，而耳鼻咽喉科却很好，于是我在那里同时学习耳鼻咽喉科，如进行颞骨解剖训练，学做鼓室成型手术、面神经手术等等。1984年在英国的培训结束时，我考取耳鼻咽喉科文凭，开始做耳鼻咽喉科工作。这些训练对我以后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特别是头颈部肿瘤外科的工作的帮助是巨大的。

　　主持人：您在年轻的时代得到过许多名师的指导，看来您早期的成长道路是非常顺利和幸运的。

　　韦霖：是的，前辈们给我的指导为我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成长条件。谈到非常顺利，其实也不尽然。1983年我刚到英国学习的时候，许多人并很不友好，那时有些人看不起国内人。我记得有一个从希腊来英国手术的患者，患会厌喉面肿瘤，喉阻塞严重，呼吸很困难，端坐着，无法进行麻醉，在场的英国同行不知如何处理，情况异常紧急。这时我要求试试看，采用导光纤维支气管镜引导下气管插管获得成功，此后，我在英国的处境有了很大的好转。在英国培训一年后，我希望能有机会考爱丁堡皇家耳鼻咽喉科学院院士资格，结果被拒绝了，他们要求最少训练3年，否则不能参加考试，于是我只考了一个简单的耳鼻咽喉科文凭，回玛丽医院后开始参加耳鼻咽喉科工作。后来Harrison教授来香港访问，看到我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出色，于是要我再去英国工作了4个月，由Harrison教授签字推荐得以参加考试，于当年考取爱丁堡皇家耳鼻咽喉科学院的院士资格，从此正式成为耳鼻咽喉科专家。后来Harrison教授对我很好，因为他看到我的工作做得不错。这些事情使我体会到，只有自强不息、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才能被别人认可和尊重。1991年我很幸运地成为香港大学耳鼻咽喉科学教授和外科学教授，主要做头颈外科。
[page]如何在临床工作中做好科学研究[/page]

　　主持人：长期以来您非常重视临床研究，您曾在国际上首次报道上颌骨翻转进路治疗放疗后复发的鼻咽癌，在很多重要的临床问题上您也提出了新的见解，请您谈谈如何在临床工作中做好科学研究?

　　韦霖：我的研究几乎都是临床研究。在临床工作中发现问题，然后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就有了研究课题;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得到很好的研究成果。自己做的手术，要坚持自己去看结果如何，看看有何不好的地方，以便加以改良。

　　1989 年我开始经上颌骨翻转进路治疗复发的鼻咽癌。在为上颌窦癌患者做上颌骨切除术中可暴露鼻咽部，这促使我想到是否可以将上颌骨翻开，切除鼻咽部肿瘤，然后再复位，后来证实这样做是可行的。1988年先进行尸体上的练习，次年做第一例手术成功，以后逐渐积累经验和改进，至今已有200例。在手术指征上我们掌握得很严，全部患者都是放疗后复发的，有的是两程放疗后的;肿瘤太大的不做，很小的放金(198Au)粒进行放射治疗也不做，恰好符合手术指征的才做，因而例数不太多，但效果不错。这种手术以往的常见并发症为腭瘘，我们针对该问题改良了切口，现在不会再发生了。

　　其他，例如对鼻咽癌放疗后发生颈淋巴结转移如何处理存在争议，我们主张做经典性颈清扫术，而美国学者认为可做淋巴结切除或择区性颈清扫术;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做全标本连续切片，观察到70%多有淋巴结包膜外侵，30%与副神经粘连，20%多还有其他部位的转移，肌肉和其他软组织内都会有癌组织;有了这样的研究结果，美国人就只能同意我们的意见了。在随访腮腺手术后的患者中我注意到耳大神经麻痹的患者有很多不适，不随访这些患者怎么会知道这些问题呢?虽然有学者提到该问题，但临床尚未被重视;针对这一课题，我们作对照研究，一半患者保留耳大神经，一半不保留，经过观察证实在腮腺手术中要保留耳大神经，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我们通过全标本切片证实腮腺多形性腺瘤的手术不需要切除全部腮腺浅叶，只切除部分腮腺，减少面神经麻痹的机会，可以不解剖面神经。鼻咽癌患者中约24%放疗后听力会受到损害，经过后长期观察，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不要置鼓膜通气管，否则，不仅不能改善听力，还会长期流液。我们还观察到鼻咽癌放疗后会增加脑中风的机会，采用调强放疗(intensity modulation radiated theraoy)技术或许会有助于减少这一风险。还有我们观察的下咽癌手术需要切除的范围、下咽癌切除游离空肠移植是否可以放疗等等都是来自临床的实际问题，然后去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page]如何使我们的工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page]

　　主持人：您长期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比如2001年曾在美国头颈外科学会做Hayes Martin演讲，为国内人赢得荣誉。请您谈谈在国际学术活动中的体会以及如何使我们的工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韦霖：Hayes Martin被誉为头颈外科之父，30多年来美国头颈外科学会每年的年会有一位学者做Hayes Martin演讲，几乎都是由美国人讲，极少请外国人讲，在我之前只有一位法国专家被邀请演讲过。他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才会请我讲，我认为这是比较高的荣誉。1994年我还在美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会的大会上做了Eugene Myers演讲，这也是一个优秀的演讲项目。

　　在国际学术界的信任要慢慢建立，要使国际学术界相信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西方国家的学术期刊影响因子高，在这些杂志上发表论文，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得到全世界的承认。香港大学玛丽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工作以前也是不被西方学者相信的。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取的办法是：第一，我经常到世界各地去访问、参加学术会议、做学术演讲，讲的时候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第二，邀请他们来看，我们常常专门请外国学者来访问，还有很多外国专家路过香港，我都请他们来参观、进行学术交流，也请外国学者跟科室内的年轻的医生一起深入交流。这样一来，他们发现我们的工作与他们的差距也不远，就相信我们的东西，论文投到西方的杂志上就容易被相信和采用了。但这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我们搞了20多年，他们才开始相信和认可我们。
[page]为内地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年轻学者[/page]

　　主持人：长期以来，您坚持每年都来内地访问、讲学，并邀请内地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者去在玛丽医院接受培训，为内地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年轻学者。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韦霖：我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就到内地访问，与祖国内地很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同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发展很快，我注意到内地的许多同行需要更多的信息，由于我们与国际联系较多、信息比较多，所以我非常欢迎内地同行来这里访问。我们部门有些经费资助来自祖国内地和亚太地区一些国家的GB Ong访问学者来玛丽医院进行为期3个月的培训，有20多位内地学者参加过培训，这些学者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河北、湖北、福建、江苏、江西、山东及四川等地，他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都开展了很好的工作。我还尽量设法通过其他途径申请经费，邀请内地更多的同行来访问和交流。现在内地经济发展很快，许多同行不需要提供经费也来访问，我很欢迎大家来。我每年都去内地与一些学科建设搞得好的医院联合举办学习班。我愿意去内地讲课，介绍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这样更多的人会有机会来听课和交流，大家一起进步、一起发展。能为祖国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事业的发展做一点工作，能亲眼看到内地年轻一代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家在迅速成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香港大学的医学教育非常优秀，请您谈谈香港大学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课程教学改革的情况好吗?

　　香港大学的医学教育在过去7-10年来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主要是施行Problem-Based Learning，不再像传统的教学那样解剖、生理、生物化学等等，一年一年讲下来。传统的教学方法可能浪费很多时间，现在一开始就给出一个问题，再看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很多没有用的东西就省掉了，避免了时间的浪费。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教学也不是先讲鼻科，再讲咽科、喉科等等，而是与其他学科拼在一起讲，内容相对不太多。一次课可以有几个学科的教师讲，比如讲《鼻阻塞》，一小时的课堂教学由4位教师完成，每人讲15分钟。我先讲鼻腔的构造、鼻塞的原因，接下来小儿科老师讲小儿鼻塞，然后药理学老师来讲用什么药、为什么，最后肿瘤科老师来讲肿瘤引起的鼻塞怎么办。各种基本功，如间接喉镜检查，还是一样教，还有带学生看门诊、查房以及在手术室看手术等。经过这些年的改革，现在学生的能力很强，表明这种教学改革是成功的。

　　主持人：今天的采访占用了您很多时间，再次深表感谢，在采访的最后，我想借此机会请您给内地年轻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师提点建议。

　　韦霖：内地的患者很多，但坦率地讲，许多年轻同行的工作做得还不够细致。对治疗的患者要加强跟踪随访、认真思考，看自己的治疗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不足，不断地改进和改良，就会做出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和成果。要用心做事，工作要细一点、再细一点，要舍得花时间，要有团队精神，要调动起大家的力量一起努力工作，要不断接受现代化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要扎扎实实地做学问。

　　谢谢!最后，我愿意将老子在《道德经》中的一句名言送给年轻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同行：“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