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彤，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科副教授，医学博士/博士后(美国Cedars-Sinai医学中心)，硕士生导师，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第二层次)。现任中华医学会心脏起搏与电生理分会青年委员，国内心力衰竭学会委员兼秘书，天津市心律学会委员兼秘书，《World Journal of Cardiology》杂志编委，《Cardiovascular Diagnosis and Therapy》杂志编委，《国内心血管杂志》编委，《国内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通讯编委，《American Journal of Cardiology》, 《Circulation: Arrhythmia and Electrophysiology》, 《PACE》等SCI杂志特约审稿人。

　　主要从事心房颤动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工作。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两项，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及天津市科技攻关计划课题各一项，获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及三等奖各一项，获2007年第18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长城优秀青年医师奖”。在ESC、 AHA、HRS等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上大会宣读论文6次，壁报交流10次，发表第一作者论文30余篇，其中SCI收录23余篇;参编著作7部，译著3部。

刘彤博士

　　主持人：很高兴您能在海河会期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您能否谈一下心房颤动射频消融术后房性心动过速的发生率及其相关机制?

　　刘彤博士：随着房颤射频消融治疗在我国的广泛开展，目前一些有经验的中心已经把患者人群从最初的阵发性房颤推广到持续性甚至持久性房颤。与此同时，房颤消融术后的房速问题越来越多地得到人们的重视。有资料显示，肺静脉节段性电隔离术后房速的发生率仅为2%～5%，而针对持续性房颤的消融策略肺静脉环形电隔离+左房线性消融术后房速的发生率明显升高，达到20%～30%。此外，房颤消融术后的房速患者症状明显，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效果不佳，心室率控制不满意，往往需要再次行射频消融。

　　房颤消融术后房速的发生机制十分复杂，目前的观点认为主要有三种机制参与房颤消融术后房速的发生：其中包括大环折返(47%)、局部微折返(瘢痕相关性)(39%)及局灶机制(14%)，而二尖瓣峡部依赖性房速又占大环折返性房速的一半左右。
[page]目前房颤消融术后房速的标测和消融的进展[/page]

　　主持人：那么您能否介绍一下目前房颤消融术后房速的标测和消融的进展?

　　刘彤博士：房颤消融术后房速标测的重点应首先明确房速的发生机制。一般来说，可以首先通过几处关键部位如冠状窦近端、远端以及三尖瓣峡部的拖带标测明确是否存在二尖瓣或三尖瓣依赖性大折返房速，然后结合激动标测及基质标测寻找瘢痕区及其周围的碎裂电位，在碎裂电位区域进行消融往往可以立即终止局部微折返介导的房速。

　　主持人：目前房颤消融术后房速的消融中存在的难点和主要问题是什么?

　　刘彤博士：二尖瓣峡部依赖性房速是目前房颤消融术后房速的消融的难点。 二尖瓣峡部依赖性房速的发生往往与既往线性消融未达到完全阻滞及消融后产生的GAP有关。由于二尖瓣峡部的特殊解剖，冠状窦与左房的肌袖连接，冠状窦的血流Cooling作用及Marshall静脉的参与，60%～70%的患者需要进行冠状窦内消融才能达到双向传导阻滞，冠状窦内消融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消融导管、能量、温度的控制，尽量避免冠状动脉特别是回旋支的损伤。此外，消融过程中房速的终止不能作为消融终点，有研究显示术中房速终止的患者仅1/3达到双向传导阻滞，因此房速终止后一定通过分别起搏左心耳及冠状窦近端判断是否达到双向传导阻滞。

　　由于房颤消融术后房速的机制十分复杂，一个患者往往存在多种不同机制的房速，且房速之间还能够相互转换，影响拖带标测和激动标测。此外，由于房颤消融术后房速的患者往往经历多次消融，左房的广泛瘢痕导致多处低电压区，影响标测与消融。最后，房速频率过快时(心动过速周长<250ms)参考电极选择以及感兴趣窗的设定在激动标测中也十分重要。

　　主持人：最后，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目前在美国的工作及学习情况?

　　刘彤博士：我于2009年底到美国Cedars-Sinai心脏电生理中心进修学习，从师于优秀心电生理专家王勋章主任，通过半年多的进修学习，我对复杂房性和室性心律失常，特别是房颤消融术后房速的标测和消融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希望今后能把学到的知识和自己的体会付诸于临床实践，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总之，房颤消融术后房速的标测与消融是目前房颤消融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深入理解相关部位解剖及房速的不同发生机制是快速识别及消融这种特殊类型的心动过速的前提，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和研究。